相比于《白洁高义篇》，本片的叙事线索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人物之间以及人物自身的游离状态愈发绝对地被凸显出来。正如男主角被不同对象分别使用的两个名字，指称的双重性似乎寓意着以他为代表的现代个体所特有的双重存在——归附与背叛、杀戮与拯救、破坏与建构、生存与死亡、信念与无望......面对此般遭际的生活，一个人要么犬儒地接受，要么有为地反抗，要么就像皮埃尔那样摆出一副“狂人”姿态——既无所谓和解，也无所谓斗争，而是把一切混沌旁落于低处即可。戈达尔塑造了这样一种反英雄的“现代英雄”，即，只有从自身性出发的自为行动才能定义存在性。至于电影的表现形式，公日日躁我和公乱除了波普式的画幅色调等对现代艺术的戏谑性互文之外，亦可以明显感到戈达尔的两条相互交织的创作逻辑：现代的自律意识与后现代的自反意识，二者一道构成他的作者辩证法。